趙玉蘭

人生最美好的是青春時期，最值得回顧的是學生時代。1963年9月，我們一群天真爛漫的大橋子弟結束了難忘的小學生活，跨進了充滿青春氣息的中學校園——漢陽鐵中。

一

學校坐落在風景優美的蓮花湖畔，是由原來的武漢橋梁技術學院改建而成的，所以她的師資力量、校舍建筑、教學設備在當時都堪稱一流，按今天的等級標準，絕對是武漢市一類學校。漂亮的白色四層教學大樓矗立在緊挨漢陽大道的路口，旁邊是大橋局的辦公大樓，后面是建橋職工文化娛樂的集中場所——橋工俱樂部。校園面積并不大，但排列有序，一應俱全。教學樓后面還有一長排低矮的平房，其中有鍋爐房、器械室和為學生提供各種服務的部門科室。圍繞教學樓一周的是二百米跑道，教學樓與鍋爐房之間的空地上挖有一個沙坑，是體育課跳高跳遠用的。除此之外，校園內種有許多棵茂盛的法國梧桐，綠樹成蔭，整個校園給人一種溫馨、恬靜的感覺，是學習的理想環境。

四層教學樓是我們上課學習的所在地，因為是大學的校舍，除了當時少有的水磨石地面，還有移動式玻璃黑板。每層樓都有一間寬大的、一般學校沒有的階梯教室，是學生上音樂課或召開年級會議用的(全校的學生大會一般都在橋工俱樂部舉行)。此外，教學樓里還設有設備齊全的物理、化學、生物實驗室，解決一般病痛的醫務室和一個藏書數量不算少的圖書室。一樓大廳是學校的核心區域，正面擺放著白色的毛主席半身瓷雕像，背后紅色的金絲絨天幕上鑲嵌著醒目的“團結、緊張、嚴肅、活潑”的八字校訓(這也是“抗大”的校訓)。學校設有從初一到高三六個年級，我們進校前每個年級只有兩個班，我們這一批一進來六個班，一下子將近占有學校的半壁江山。

學校的老師大部分是從修建武漢長江大橋的技術隊伍中抽調的，專業性極強，比如教俄語的李文昌老師，當年修建長江大橋時是專家組的翻譯；教數學的陳鴻獻老師，本身就是技術精湛的工程技術人員；教物理的龔紹辛老師，是長江大橋實驗室主任；教語文的李唐老師，是《橋工報》的資深撰稿人；還有校長霍雨佳是老紅軍的家屬，本身又是參加革命較早的老干部；總支書記高尚武是一位慈祥的革命老干部。這樣的師資隊伍正是培養和造就無數優秀革命接班人的重要力量。

我和大部分從鐵二小升入中學的同學們被編入初一(6)班，教室是一樓最東面朝南的一間。班主任是盧貴萍老師，她三十出頭的年紀，一口比較標準的普通話，據說她是地道的湖北人，教授語文課，最大特點是講課形象生動。有一次講古文《核舟記》，是說古人在一個核桃上雕刻一只船，船上有各種人物、景象，盡顯雕刻功夫，作品細致地描繪出核舟上各種人物的形態。為了表述清晰，盧老師竟然把講臺當做船艙，坐在講臺上用具體動作表達文中人物情景，聽得我們出神，看得我們入化，硬是把這篇難懂難記的古文深刻地印在腦海里。

盧老師時常利用星期天的時間家訪，所以她對許多學生的家庭情況都很熟悉。她跟我媽媽也很有話題，每次路過我家都要進去坐一會兒，媽媽就給她點一根煙(她倆都愛抽煙)，倒一杯茶。有一個星期一的上課時間，盧老師滿含熱淚給我們講述了周日訪問男生彭光平家庭的情況：彭的父親是漢陽枕木廠的工人，住在漢陽火車站對面的職工宿舍，彭是家里的老大，下面還有五個弟妹，最小的才三四個月。可彭媽媽突然中了風，家庭的活動幾乎停擺，嚴重影響了彭光平的學習。盧老師動員班上女生在班委會的帶領下，定期去彭家做家務勞動。她的號召立刻變成了我們的行動，從這一周的星期天開始，我們班的女同學連續去彭家義務勞動(其實我們在家也沒怎么干過家務)：清理了室內外的垃圾，擺上了可口的飯菜。彭爸爸樂得合不攏嘴，直夸我們都是好孩子。班上最賦文娛天才的女同學華彩娥(后改名華凌)找來廚房里的小碟兒，站在彭媽媽的床前即興表演歌舞《手拿碟兒敲起來》，彭媽媽臉上露出了久違的笑容。從此彭光平的學習有了長足的進步。

二

我們上初二的時候，新上來的初一有十個班，學校一下子喧鬧起來，每次集會俱樂部里都坐得滿滿的。集會活動主要是兩項內容，一是請辦公大樓的老干部作憶苦思甜或作戰經歷的報告，二是看包場的革命傳統教育影片。所以俱樂部是我們學生喜歡去的一個地方，它的前面有一個燈光球場，有時候上體育課的班級多了，學校擱不下，就把隊伍拉到球場上課。教初二體育課的老師名叫古松達，是個高高的黑黑的年輕人，據說是前幾年從印尼回來的華僑，他略帶海外口音的普通話很好聽，他的性格修養也非常好，加上他做體育示范動作的矯健身影極具魅力，男女同學都喜歡他，課余時間也喜歡和他聊天。有一次一個女同學問古老師：“印尼語的吃飯怎么講？”古老師說：“吃飯是‘馬克拉西’。”說完我們就笑翻了：“怎么沒吃就拉呀！”古老師十分敬業，他主持的校體訓隊在全市中學生體育競賽中得過很多獎項，其中有一個叫張香云的高中女生因為長跑出色，被部隊特招當了女兵。

初二年級的班主任換成教物理的龔紹辛老師和教數學的趙勵中老師聯合擔任，教室換到四樓正中央的位置，對門是初三(4)班。班上的管理也加強了，有三個同學加入了共青團，成立了班級團支部，支部書記是葉玉華，支委有周蔚湘、華凌。我們都積極踴躍地申請要求加入團組織。1964年10月，北京正在演出大型音樂舞蹈史詩《東方紅》，為配合革命傳統教育，我們學校也舉辦以憶苦思甜為主題的文藝演出活動，我們班表演的節目是合唱《我們是共產主義接班人》。華凌是節目的總導演，她安排在演唱的過程中，由三個同學舉旗從后臺出場，走到前臺在合唱隊前面站定造型。旗手確定是黃林林，護旗是吳麗萍和我。演出那天天氣很熱，全班同學在舞臺上按順序站好，大幕拉開歌聲起，我們三個邁著整齊的步伐向舞臺中央走去。黃林林高舉隊旗，我和吳麗萍高舉右手敬隊禮伴隨左右。強烈的燈光照得我們睜不開眼，按照事先彩排的路線，我們順利到達臺前的位置，一個亮相與造型就像雕塑似的站在那里，臉上的汗不住往下流，我聽到黃林林的呼吸也很急促，我想可千萬別中暑啊。幾乎聽不清同學們在唱些什么，當大幕拉上的時候，臺下傳來熱烈的掌聲，我急忙奔向后臺，端起杯子喝了個夠。我們的節目還算成功，獲得三等獎，只是那時沒有照相機，沒能把演出的情景留下紀念，只能在心里默默地回憶了。

在這次演出的基礎上，學校決定舉辦音樂歌舞節目《東方紅》的演出，各班級投入了更大的精力，根據需要安排學生參加，這年年底這臺大型節目在橋工俱樂部隆重推出。同時配合憶苦思甜活動的還有一次畫展，學校只有一位美術女老師名叫沈焰，沈老師和她的名字一樣艷麗端莊，她的畫吸引過無數觀眾的眼球。這次畫展是在一樓大廳布置的，四周墻上貼滿了各班級學生的參賽作品。在瀏覽的過程中，我發現了自己交給老師的美術作業《今昔對比》，畫面分兩個部分，左邊是一個母親帶著孩子乞討，右邊是天真活潑的少年兒童在跳繩。這是當時根據老師的創意要求業美術創作。在培養學生方我在家畫出來的，竟然還被選中參加畫展，我心中有一點激動。一起展出的還有沈老師創作的組畫《一把大刀的見證》。在沈老師的指導下，我們學校有好幾個愛好美術的同學考上了美術專業學校，有一個叫張梅芳的女同學從青山美校畢業后分配在農民運動講習所從事專面，沈老師功不可沒。

三

1965年我們上初三，成為初中畢業班的學生，按照當時教育大綱的要求，畢業班的學生都要到農村或者農場參加一個月的勞動集訓，以此作為鍛煉意志、培養又紅又專的革命接班人的有效手段。當時流行的一首革命歌曲叫做《革命青年志在四方》，內容是：“我們年輕人，有顆火熱心，革命時代當尖兵，哪里有困難哪里有我們，昂首闊步向前進。”在這首歌曲的激勵下，很多沒有讀書也沒工作的社會青年都積極報名奔赴農村和邊疆。那時候不知道什么是個人利益，祖國的需要就是我們的理想。這年9月，根據學校的布置，初三和高三的學生背上行囊，乘火車來到位于湖北咸寧偏遠地區的勞動地點——羊樓洞茶場。漫山遍野綠油油的茶樹煞是好看，真有人在畫圖中的感覺。按照茶場領導的安排，參加勞動的八個班分成三個部分，我們班和初三(4)班及高三(2)班分在遠離隊部的八小隊。我們班帶隊的是趙勵中老師和教授語文的周祚煌老師(龔老師因身體不好沒有同行)，勞動委員黃林林配合管理。

除了茶園，小隊部周圍還種有一些桐樹，是制作桐油的原材料。第一次看到這種植物，誰都不認得，看到圓溜溜碩大的桐樹果掛滿枝頭，令人垂涎欲滴。有個同學以為是即將成熟的梨子，摘下來就咬一口，結果滿嘴酸澀，苦不堪言。這里沒有電，晚上都點煤油燈，喝下雨時存在池塘里的水。第一次住大通鋪，吃大鍋飯，感覺特別新鮮，正是晚稻豐收的季節，那剛打下來的大米一經蒸熟亮晶晶地，像冒出來一層油，不吃菜也能吃幾碗。而吃的菜幾乎天天都是煮南瓜，好在我們班都是工人子女，在家本身生活條件就不是太好，很不在乎這點煎熬。高三(2)班班主任吳文林老師是這個點學生的總領隊，為了鍛煉學生的組織紀律性，經他與其他帶隊老師商議，決定以突然襲擊的方式檢驗學生的應變和作戰能力。一天天還沒亮，突然哨聲響起(學生起床都吹哨)，我們一聽是起床的命令，不知發生了什么情況，迅速套上衣褲，稀里糊涂就往門外操場上跑，集合完畢。老師講了具體的要求，對行動迅速的同學提出表揚，這時天漸漸亮了，同學們紛紛對視一看都笑得肚子疼，由于天黑看不清又加上時間要求急，很多同學都穿反了衣褲和鞋襪，這次緊急集合成為我們許多時日的美好回憶。

這個茶場是省內屈指可數的重要茶場，機械化程度高，產茶數量大，生產出來的優質青茶、紅茶是供應國內市場和少量出口任務的重要來源。采茶是我們勞動的主要內容，每天早飯后，我們就以班級為單位向茶園進發。我們班的隊伍前勞動委員黃林林高舉一面紅旗，大家步伐整齊地行進。到了茶山就兩個人一垅向前采摘，專揀鮮嫩的芽頭摘，而且還不能損壞茶樹枝葉。我們班清一色的工人子弟身上都洋溢著工人階級熱愛勞動的優秀品質，每天都能出色地完成采摘任務，受到大隊部多次表揚。

中秋節快到了，學校勞動總部(設在大隊部)下發通知，要求各班級準備文藝節目，過節時到總部參加聯歡并慰問當地的貧下中農。我們班準備的是舞蹈《采茶舞》，是周祚煌老師作的詞：“夕陽下晚霞像花開，茶滿筐人人樂開懷……”舞蹈動作由華凌編排，道具是勞動用的茶簍，帶著勞動工具上臺是這個節目的精彩所在。高三(2)班準備的節目是女生獨唱《八月十五月兒明》，演唱者叫周秀珍，我們以為她唱得肯定十分熟練，沒想到唱到一半就唱不下去了。《八月十五月兒明》是一首由作曲家呂遠作詞作曲、剛剛流行不久的歌唱雷鋒事跡的新歌，曲調非常優美，歌詞異常動人，到茶場前我已經從收音機里學會了。有人知道我會唱，就極力推薦我，晚飯后排練的時候，在她們的熱情鼓動下，我站在操場試著唱了起來。我把對雷鋒精神的理解和對雷鋒事跡的崇敬都融入歌聲里，唱得十分動情，引來全小隊同學的一致贊賞。擔任組織工作的老師也當即拍板：“這首歌由趙玉蘭演唱。”華凌聽后十分激動，馬上站出來要求為我伴舞(在當時這種演出形式并不多見)，我們等待著正式演出的到來。

八月十五到了，大隊部通知全體放假一天。早飯后我們小隊全體同學集結，排著整齊的隊伍，徒步向大隊部進發。大隊部是茶場的核心部位，茶葉加工廠也設在這里，除了茶場職工，附近的許多農戶也多以采茶為生。由于這里比較偏僻，交通不夠發達，文化生活十分貧乏，當地的農民連廣播都沒聽過，更不要說看文藝演出了，所以今晚的聯歡也是對當地貧下中農的關心和慰問。上午我們集體攀登了附近一座說不上名字的高山，一路崎嶇，登上山頂。正所謂“會當凌絕頂，一覽眾山小”，看到白云在身邊飄來飄去，真有到了人間仙境的感覺。下山時就順暢了許多，我們還順手摘了一些不知名的野果。午餐十分豐盛，大隊還特地為了我們宰了豬，到茶場后第一次吃到豬肉，我們覺得特別開心。下午我們在大隊部參觀了茶葉加工廠，在這里我第一次知道茶葉是采摘下來就被炒制烘干的(原先以為是曬干的)。巨大的茶葉加工機械代替了原始手工操作，要不然漫山遍野的茶樹枝芽咋能變成香噴噴的茶葉呢。

傍晚時分，演出的時間就要到了。一輪皎潔的明月掛在天空，月光毫不吝嗇地灑向大地，把原本清秀的田野裝扮得更加美麗。收工回家的農民迅速吃罷晚飯，都搬著小板凳擠在寬敞的大隊部場院里。在隊部辦公室門前臨時搭建起一個小小的舞臺，這可以讓觀看演出的人不用伸長脖子就能欣賞到各種表演。兩只碩大的汽燈懸掛在舞臺正中間，后面還拉上一幅紫紅色的幔帳，有點像天幕的樣子，讓人感覺到整個舞臺的溫馨和神秘。大約八點多鐘，演出正式開始，首先是大隊干部講話，帶隊老師講話，然后按班級依次演出文藝節目：有初三(3)班表演的體現越南人民抗擊美帝國主義的舞蹈《削尖樁》，有高三(2)班男生表演的山東柳琴《夸夸咱們的大隊干部》，還有吳文林老師表演的湖北小曲《數蛤蟆》……輪到我和華凌表演歌伴舞《八月十五月兒明》了，盡管沒有音樂伴奏，我們心里卻有著鮮明的節奏和旋律。我站在舞臺靠前的位置，華凌站在舞臺中央擺出一個漂亮的民族舞蹈的造型，在臺下無數雙眼睛的期盼下，我開始唱道：“八月十五月兒明，連隊里的戰士分了月餅，雷鋒把月餅放在床頭，一個人靜悄悄地走出了房門。朗朗月色，陣陣秋風，營房里隱隱傳來同志們的歡笑聲，幸福的時刻想起了從前，他心里像黃河滾滾地翻騰……”我們眼前仿佛出現了雷鋒舊社會受苦受難的情景，華凌的舞蹈動作亦十分到位，準確地表達出歌詞的深刻內涵，我倆的配合可謂珠聯璧合，天衣無縫。當我們從舞臺走下來的時候，臺下觀眾熱烈鼓掌，還伴有不斷的喝彩聲，我的眼睛有些模糊，華凌的嗓子有點哽咽。在觀眾們的歡呼聲中，我們又返回舞臺謝幕，向大家深深地鞠了一躬，轉身向臺下跑去……

中秋節過后，在茶場的勞動就要結束了，我們坐上了從咸寧開往武漢的列車。當列車員知道我們是參加勞動的學生，并有一定的文藝愛好時，就邀請我們為旅途疲勞的乘客表演節目。我們也似乎還未從中秋節的表演情緒中走出來，于是我和華凌站在車廂過道上，將《八月十五月兒明》又重新演繹了一回，我們是從內心想把雷鋒的精神廣泛傳播。在列車員的鼓動下，我們從一個車廂到另一個車廂的演唱，一直唱到列車開進武漢。

四

1965年的冬天異常寒冷，大雪紛紛揚揚地下個沒完，人們預測不出未來的時日會發生什么。1966年的春天似乎來得也比較晚，待到盛夏快要到來的時候，仍然充滿冬天的寒意。這年5月的一個星期天，我們正在學校出黑板報，忽然聽說從外面學校來了幾個“串聯”的學生，我們好奇地跑去看，只見幾個裝束很奇特的人站在樓下大廳里：他們穿著過時的軍裝，腰里扎著很寬的皮帶，頭戴軍帽，胳膊上戴著紅袖標，印著“紅衛兵”三個字，手里拿著一本《毛主席語錄》，情緒激動地大聲喧嘩。聽了一會兒好像說北京在搞什么“運動”，號召大家起來“革命”，反對“修正主義”等等。那年月對這些名詞并不陌生，我們在政治課上經常聽老師講反修防修的形勢，中蘇關系已經到了冰凍三尺的程度。有一次一個蘇軍歌舞團的大客車從我們學校門口經過，一個女同學出于友好情不自禁地鼓掌歡迎，她的舉動受到全班同學的一致譴責。俄語是我們所有功課中的一項重要內容，然而我們對它已經沒有多大興趣了，不知學好了將來是否還有用途？我是俄語課代表，華中師范學院到我們學校實習的老師鼓勵我將來報考他們學校的俄語系，我心里始終是茫然的，疑惑地不知該怎樣選擇自己的前程。

那幾個外校學生走了以后，我們都頗迷惑，弄不明白即將會發生什么，我們又會面臨什么。那時我們畢業在即，那年的畢業分配方式是“推薦與選拔相結合”，文化分只作參考。在畢業志愿表上，我填了三個高中學校，其中還斗膽填了一個省實驗學校的高中。當時初中畢業生有幾個方向供選擇：技工學校，兩年后直接參加工作養活自己；支農支邊，直接參加勞動；高中，為上大學作準備。一般選擇上技校的比較多，因為大多數學生的家庭經濟狀況都不很好，這樣可以早點給家里減輕負擔。依照我家的情況，我理所當然地應該選擇技校，但我的興趣就在上大學，同時父親在局內科研單位上班，他自己雖然是個文盲，但對知識分子的良好印象在他頭腦里根深蒂固，他早就向我許諾：“就是吃糠咽菜也要供你上大學。”我始終做著上大學的美夢……

6月初的一天，廣播里傳來中共中央關于搞文化大革命的通知，其中有“破四舊”的內容。然后又傳來北京貼出的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作者中的首要人物叫聶原梓，據說是北京大學某個系的黨委書記，大字報的題目是《炮打司令部》，這張大字報一經受到偉大領袖毛主席的肯定就成為點燃文化大革命烈火的導火線。接著《人民日報》又連續發表了《促進人們靈魂的大革命》、《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等社論，一場史無前例的革命運動開始了。

1966年6月9日是我們學校開展文化大革命、徹底停課鬧革命的日子，首先是在一樓大廳里不約而同地出現許多大字報，內容全都是各年級學生批判學校所謂“推行修正主義教育路線”、學校方方面面的“資產階級傾向”等，最具爆炸性的新聞是揭露出隱藏在教室隊伍內部的蘇修特務、語文教師蘇君汶……一時間令人驚訝、恐懼、彷徨，不知如何面對眼前發生的一切。學校黨組織癱瘓了，校長室被封閉了，老師都靠邊了。局機關派出以原橋梁學院院長董伯魯為首的工作組進駐漢陽鐵中領導學生搞運動(沒過多久工作組就自動撤離了)。學校成立了“漢陽鐵中紅衛兵總部”，由高三(2)班的學生會主席任總部主要負責人。按照從高到底年級的順序，我們班被編排為“漢陽鐵中紅衛兵總部第十二分部”。我們都佩戴上印有“紅衛兵”三個字的紅色袖標，我們班的教室在學校大樓最高最居中的位置，大家從窗外掛了一幅從四樓到一樓的大紅幅，上寫“誓將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顯得十分醒目。

我們每天的活動內容就是看大字報、寫大字報，批判的對象就是學校的領導和教過我們的老師。一時間天昏地暗，弄不清黑白里表。

學校運動如火如荼，正當學生政治熱情異常高漲的時候，一天，學校出事了。禁不住精神和肉體雙重折磨的蘇君汶老師從語文教研室二樓窗戶跳下去了，全校十分震驚。學生們七手八腳把她從地下抬到一個藤椅上，火速送到了漢陽鐵路中心醫院，據說醫院也在搞運動，沒人治病。蘇君汶又被抬回建橋新村04棟的家里，得不到任何救治，以至于成了終身殘廢。這時辦公大樓也基本停止辦公，樓前開辟出大面積的“批判專欄”，每天都有新出爐的“國內文革動向”。這時除了工廠還在生產，機關學校全部停止了正常活動，全力投入到文化大革命運動之中。天氣很熱的時候，“破四舊”開始了，我們也弄不清什么是“四舊”，就覺得只要是舊的、曾經擁有的形式都是“四舊”。革命首先從“頭”做起，許多學生拿著剪刀站在街上，給過往的行人剪辮子，理由是“辮子是修正主義的尾巴”。我們初三(6)班革命態度最堅決，無需動員，女同學一律短發，男同學一律光頭，這倒成了漢陽鐵中一道獨特的風景。剪完辮子，我們就走上社會參與“抄家”的活動，“抄家”的對象是家里有歷史問題的，只要有這方面的線索，不管是否真實，紅衛兵先采取“革命行動”，把家里翻個底朝天，看有沒有企圖與共產黨勢不兩立的“變天賬”，有沒有腐蝕人們革命意志的金銀財寶。紅衛兵總部每天都有一些“抄”來的東西集中，其中主要是金銀玉器，總部不得不每天派人看守。“破四舊”印象最深的是進駐漢陽歸元寺。

歸元寺是距今四百多年的一座古廟，規模宏偉，是國內首屈一指的重要廟宇，這里常年香火不斷，遠近的善男信女們都把自己的平安幸福寄托在佛祖的身上。幾百年過去了，神靈也迎來了考驗他們意志的時刻，一伙風風火火的紅衛兵小將毫無顧忌地沖進歸元寺，代替了主持方丈的位置，把那些出家的人統統集中在一個殿堂里學習，然后堂而皇之地做了廟宇的主人。初秋的時候，紅衛兵總部派我們班到歸元寺值班，我被安排值夜班。從沒離開過家門，第一次單獨在外執行任務，心中頗有幾分新鮮感。這次進廟和過去有許多不同的感覺，寺廟的神秘色彩沒有了，一種把神仙變成凡人的念頭占據了思想上風。我們值班的地點在靠近寺院大門的一間空房子里，事先已經做了布置，里面有一張桌子，還有兩個地鋪，是供值班的人輪流休息的，一般女同學膽子小，不安排單獨值班，男女混合編班，我和黃林林、朱正球、徐大江等人編在一個班。午夜，在附近的漢陽枕木廠食堂吃過夜宵就被安排去各廟堂巡視，以防壞人破壞。天很黑，夜很靜，我走在他們幾個人中間，心里還是感到有點誠惶誠恐，生怕神仙怪罪。走進羅漢堂的時候，徐大江說：“都說神像里有金子，我們去看看吧。”說著他就動手用木棍撬開一個羅漢的后背，羅漢本身是泥塑的，但他的背后有一塊正方形的木板，一撬開露出一個方方正正的孔，正好可以把手伸進去，徐大江用手在里面摸了摸說：“見鬼，什么也沒有。”于是我們就往外走，跨出羅漢堂的時候，我又回頭看了一眼那個被撬過的佛像，心里默默地禱告，求佛祖千萬別怪罪我們這些孩子，我們實在不是誠心冒犯，我們也根本弄不懂革命和菩薩有什么關系。

五

1966年盛夏，在如火如荼的“文化大革命”運動中，又出現了知識青年支邊——下放新疆的熱潮。當時有一首非常流行的歌曲，叫《送你一束沙棗花》：“坐上大卡車，帶著大紅花，遠方的年輕人，塔里木來安家，來吧來吧，年輕的朋友親愛的同志們，我們熱情地歡迎你，送你一束沙棗花。”這深情的歌詞，動人的樂曲，充分調動起青年人想往新疆大地的情緒。許多熱血青年積極響應黨的號召，打起背包，踏上西去的列車。我們班的華凌也去了，當她姣好的身材穿上那套合體的軍裝時，活脫脫一個漂亮的軍墾戰士，我們立刻想起不久前看過的電影《軍隊的女兒》中的劉海英。在華凌路過漢陽照相館的時候，被專管攝影的師傅發現，好說歹說把她拽進去拍下照片，在櫥窗里展放了很久。我們用熱忱和眼淚把她送上火車，一聲汽笛長鳴，把我們拉開了幾十年的時空距離，當我們再次見面的時候，都已成為遲暮之年的老人，歲月帶走了我們的青春年華，卻帶不走埋藏在我們心底的那一份深深的記憶。

1966年8月，我們年級迎來了歡送兩名同學參軍入伍的幸事，這也是全校同學的光榮，據說加入的是新疆軍區空軍部隊的兵種，能到解放軍革命大熔爐鍛煉是很多學生的向往，但機會只能留給少數人。初三(1)班的楊學運和初三(4)班的閻明輝成為其中的幸運兒，也成為大家共同的幸福和驕傲。8月26日，學校組織全年級的學生集體給他們送參軍喜報。首先來到楊學運家，他家住在建橋新村38棟，楊媽媽是位勤勞慈祥的母親，聽說楊爸爸因公去世了，楊媽媽獨自挑起生活的重擔，每天在宿舍區打掃衛生，換來微薄的收入補貼家用。這次兒子參軍不但給她帶來了榮耀，也減輕了家庭的負擔，楊媽媽臉上洋溢著興奮和激動。在她的面前，我們感到自己也是她的兒女，從心里表達對可愛母親的尊敬和欽佩。我們敲打著激越的鑼鼓，來到了位于大橋局核心地段的鳳凰山，這里居住著局處級領導及家屬，閻明輝的父親就是有一定知名度的局宣傳部長，作為長子，閻明輝的離家一定讓他的父母忍受著難以割舍的情愫。鳳凰山是原蘇聯專家居住的別墅小區，一律兩層小樓，閻家住二樓，喧鬧的鑼鼓敲開了閻家的大門，同學們一下子涌了進去。閻明輝的父親不在家，他母親大概是事先得到通知在家守候的。擁擠的學生占滿了樓梯過道，閻媽媽下不得樓來，只好在面向樓下學生的窗前和我們交流。這是一位年輕俊俏的母親，聽說也是參加革命很早的老干部，簡樸的裝束下顯示著不凡的氣質，使我想起了《紅色娘子軍》中的吳瓊花，不禁心中平添了幾分崇拜。閻媽媽以鏗鏘的話語勉勵我們好好學習，將來有機會報效祖國……

國慶節快到了，紅衛兵總部在階梯教室召開骨干會議，布置串聯的工作，總部負責人于書香在會上宣布：偉大領袖毛主席繼8月18日在天安門接見首都紅衛兵之后，國慶節又要接見來自全國各地的紅衛兵，我們學校接到有關部門的通知，每個班派五名同學去東方紅(當時把北京改稱東方紅)參加國慶慶典。經過認真的推薦，我們班選派了包括我在內的五名同學，9月底和全校百余名同學一道乘火車來到北京，被安排在北京鐵路局第二中學住下。我們的首要活動就是去沙灘等地的重要政治中心進行革命串聯，學習首都群眾的革命經驗，借革命火種搞好本地文化大革命。除了社會上傳播的大道消息外，一個《北京日報》記者鄭兆南寫的長篇連載《血淚的控訴》引起很多外地人的關注，他用凝練的筆觸詳盡地介紹他愛人(北京市某中學老師)是如何被迫害致死的，受到很多串聯同學的同情。9月30日，我們被通知明早三點到東長安街等候接受毛主席檢閱。10月1日凌晨，我們乘坐大卡車來到東長安街路段，到處都是串聯的學生，不用介紹好像彼此都很熟悉。一坐下來就開始彼此拉歌，歌聲此起彼伏，一浪高過一浪，把等待的疲勞早忘到九霄云外了。

上午十點鐘，路旁立柱上的廣播喇叭突然傳出宏偉的《東方紅》樂曲，慶祝建國十七周年慶典活動正式開始。因為距離天安門城樓比較遠，我們無法判斷城樓上有哪些人參加，只聽到是敬愛的周恩來總理主持大會，簡短的儀式之后就開始盼望已久的毛主席檢閱紅衛兵。按照大會的要求，整個接受檢閱的隊伍自西向東逐個路過天安門廣場，中間不許停留，否則后面的隊伍很難行進。我們跟著前面的人群緩慢地移動著，廣播里不斷傳來周總理嘶啞的聲音：“同志們向西走。”大約下午三點多鐘，才輪到我們路過天安門廣場。我們的頭一直抬著往上看，天安門城樓近了，我們的心跳也加快了。“毛主席萬歲！”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站在天安門城樓，用他那只有力的大手輕輕地向廣大群眾致意。我們想再往前去，爭取更近一點，但被解放軍組成的人墻擋住了。后面的人也在不斷往前擠，隊伍顯得有點亂，周總理繼續在城樓上擔任指揮。我們被簇擁著跌跌撞撞走過了長安街，當我們回到駐地的時候，已經到了掌燈時分，隱約看到天安門廣場上空燃放的慶祝建國十七周年的焰火。

當我們從北京回到武漢時，大規模的串聯活動開始了。因為我們班前面走了一些人，我參加到一個臨時組成的串聯小組，其中有吳麗萍、杜曉麗、朱平英和我，我們決定“北上”。乘火車不要錢，但因為人多，上車很困難，在漢陽火車站，我們從車窗爬上了開往北京的列車。這時來北京串聯的學生比國慶期間又多了許多，我們住在北京鐵路局接待站，參加服務的全都是鐵路局機關的干部。因為覺得他們太辛苦，我們也參加了食堂的勞動，每天幫著洗碗掃地，我還為大家演唱了剛剛學會的現代京劇《紅燈記》。沒過幾天就趕上了毛主席第六次檢閱紅衛兵，與國慶節檢閱的形式差不多，只是沒有那么多部隊官兵維持秩序(說是部隊都支“左”去了)，所以聽說禮畢之后，天安門廣場留下了一堆小山似的被擠掉的鞋子。

這次串聯，我們打算從最北邊往南走，看看全國的大好形勢，學習革命經驗，回去進一步搞好文化大革命。于是我們費盡周折到了長春，住在吉林大學接待站，這時天氣漸冷，我們穿的衣服比較單薄，身上又沒有多少錢，在參觀了長春第一汽車制造廠(只記得我國生產的解放牌汽車組裝時是四分鐘下線一輛車)和長春電影制片廠(只記得當時的電影演員都被集中在叫“小白樓”的地方接受思想改造)之后就往南走，可是因為串聯的人太多，候車的人密密麻麻像螞蟻似的，在無奈之下，我們又被一輛悶罐車拖到了大連。海邊依舊很涼，在參觀了海珠博物館，坐了回叮叮當當的有軌電車以后，我們趕緊往回走。當我和吳麗萍、杜曉麗三個人爬上開往北京列車的車窗后，車就開了，把朱平英一個人落下了，我們都替她擔心。經過一天的旅程，我們來到一個叫羊坊店的接待站住下(憑借漢陽鐵中的學生證，我們都被安排在鐵路單位的接待站)。第二天一早我們還沒起床，朱平英就氣喘噓噓地趕來了。原來她爬上了另一趟開往北京的列車，同時也被安排到一個接待站，我們總算是“團圓”了。

這時，接待站的人告訴我們毛主席第八次檢閱紅衛兵就要舉行，于是我們就耐心地等待。這是歷史上毛主席最后一次檢閱紅衛兵，也是我此生最真切、距離最近的一次看到偉大領袖毛主席。這次檢閱的形式也與以往不同，1966年11月25日凌晨三四點鐘，我們被大卡車送到長安街上，安排在路旁坐等。天氣已經很冷了，我們幾個人互相擠著取暖，不時講一點出去串聯的見聞。上午十點整，廣播里傳出《東方紅》的樂曲，檢閱開始了。毛主席和所有中央首長分乘數輛敞篷汽車在長安街上行進，近距離接觸廣大紅衛兵小將，帶去中央領導對革命后代的巨大關懷。這是我終生難忘的時刻，當毛主席穿著風衣站在第一輛汽車出現在我們面前的時候，我們都激動得熱淚盈眶。我們站在路旁，汽車離我們的直線距離只有幾米，汽車緩慢地前行，紅光滿面的毛主席微笑著向我們舉手致意，我們的目光仔細端詳著偉大領袖毛主席的面容，甚至連他嘴角的那顆黑痣都看得十分清楚。“毛主席萬歲”的呼聲震天價響。恍恍惚惚覺得副統帥林彪站在毛主席身旁，舉著毛主席語錄呼應著，我們都集中精力看毛主席去了，也沒太在意林彪長得什么樣，所以后來林彪叛黨逃竄，摔死在蒙古溫都爾汗，我們都不以為然。緊跟其后的汽車是周恩來總理的，在日理萬機的操勞中，他顯得有些消瘦，但他的風采，他的氣質，他的魅力依然是那么動人心魄。我們在心里默念著：“總理，您辛苦了！總理，您保重啊！”在不斷開過來的敞篷汽車上，我們依次看到了賀龍、陳毅……

我們帶著最大的滿足回到了武漢，這時坐火車串聯少了，代之以徒步串聯，走紅軍的路，學習紅軍的革命精神。我們班組織了一支“長征隊”，準備向江西井岡山進發，因為我父親身體不好住進了醫院，所以我沒去成。臨行前一天，黃林林交給我一塊紅布，說這是紅衛兵十二分部唯一的財產，要我照應沒去長征留在武漢的班上同學。我含淚答應，在一起“革命”了這么久的同學們就要分開，心里有一點舍不得的感覺。我說第二天送他們上路的，但等我天還沒亮趕到學校的時候，教室里空空，他們已經踏上了征途。帶著惆悵回到家里，又有幾個同學趕來送長征的同學，沒碰到就都來到我家。此后一段時間，我家就成了活動中心，同學們都把外界的信息帶到我這里交流。

1967年的初春十分寒冷，上海刮起了“一月風暴”，奪權斗爭非常吃緊，武漢也不甘落后，工廠全部停產，工人們都參與運動，很多單位兩派分離，內部斗爭十分緊張。不知怎么槍支也流入社會，街上時常看見背著長槍和梭鏢的人走動，有時也有乘汽車的全副武裝的人穿過鬧市，夜晚遠處時常傳來稀疏的槍聲，一時間讓人覺得十分不安，也不敢大膽地出門了。待到一個多月后，班上的長征隊回來了，我們就不怎么去學校了(這時學校的教學樓寫上了“紅色堡壘”的字樣)，學生中的兩派斗爭也漸漸尖銳起來，我們對這些不感興趣，只和原來常在一起的同學有些來往。

文化大革命的烈焰越燒越旺，中國人政治的瘋狂達到了極其嚴重的程度。國際關系越來越緊張，西方敵對勢力在中國周圍形成一個“新月形”的包圍圈，我們仿佛隨時都有被人吞噬的危險。國內斗爭熱火朝天，沒有人對中國向何處去、中國人還能不能填飽肚子負責。大家每天都忙著收聽“紅色電波”，盼望那里傳出“紅色喜訊”，聆聽毛主席最新發表的詩詞“久有凌云志，重上井岡山”，“鳥兒問答，不許放屁”。聽說毛主席把外國人送給他的芒果轉送給了首都工人，引出了滿大街的游行隊伍。大家都抬著手工制作的假芒果，興高采烈、手舞足蹈地招搖過市，其實誰也沒看過芒果什么樣，更沒嘗過它的味道。一種水果能讓人頂禮到這種難以想象的程度，對人能產生這么大的精神作用，這在中國歷史上可能是絕無僅有的。

六

1968年12月，毛主席發出“知識青年到農村去”的偉大號召，領袖的教導立刻變成全國青年的行動，一個上山下鄉的熱潮立即興起。按照學校的安排，我們班大部分同學都去了當陽，他們也來約過我，但因為父親一直有病，住院治療并隨時準備開刀，這就延誤了我的行程。他們下鄉以后，我很寂寞地在家，不時上街看看革命形勢的發展。

1969年5月，漢陽鐵中又有一批下鄉的同學在報名，看到父親稍好一些，我就到老師那報了名。當時有上山和下鄉兩種選擇，我選擇了上山。一是上山有點新鮮，不知山里什么模樣；二來山里艱苦，可以鍛煉意志，這是紅色接班人的重要條件。就這樣決定了自己的前程(按當時的要求是安家落戶一輩子調不回來的)。這時國際形勢異常緊張，珍寶島那邊已經和蘇聯打起來了，家里每天都在挖地洞(毛主席號召“深挖洞”、“廣積糧”)。窗戶玻璃上都貼滿了米字型的紙條，戰爭的氣氛十分濃厚，也不知道這次下鄉還能不能回來。5月6日這天正好立夏，天氣悶熱，我和漢陽鐵中一批“上山”的同學扛著背包，唱著阿爾巴尼亞影片《寧死不屈》的插曲：“趕快上山吧，勇士們，我們在春天里加入游擊隊……”坐上開往漢口王家巷碼頭的汽車，歡快的鑼鼓又把我們送上了“東方紅”號客輪。岸上站著我的爸爸、媽媽和四個妹妹，他們淚眼婆娑地看著我，我心潮起伏地望著他們，真有一種生離死別的情緒。我不顧服務員的阻擋，拿起幾樣帶來的食品，徑直沖到岸上把食品分給幾個妹妹，再看一眼飽經風霜的爹娘，啥也來不及說，翻身快速登上即將起錨的大船。汽笛長鳴，隨即有人高喊：“開船啦！”似乎喚醒了沉睡的江水，慢慢地把船推離了江岸。

大船緩緩地向西開去，我一直站在船頭。這時天已經快黑了，船行了很久以后，我看到在朦朧的夜色里，父母和妹妹們的身影還佇立于孤寂的岸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