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多修

1953年4月武漢大橋工程局創立，先在武昌楊園，隨即在漢口四官殿重劃區設址辦公。這時劉曾達先生由上海鐵路局上海工務修配廠廠長任上，調鐵道部設計總局大橋設計事務所。因設計萬里長江第一橋——武漢長江大橋，轉調大橋局，主持武漢長江大橋施工組織設計和其配套工程——漢水公路橋（江漢橋）設計。當時，鐵道部將技術人員等級分為工程師四等12級，即每等分為3級；技術員為5級。1951年，年僅38歲的劉老被評為高級別的一等工程師，是鐵道部橋梁專業20個一等工程師之一，可謂鳳毛麟角。因北京（鐵道部）在工程師姓后尊稱為“工”，大橋局也隨之援用，尊稱他“劉工”。

我是大橋局一成立，由鄭州鐵路局（漢口）江岸橋梁廠隨戴爾賓廠長（留美八年學者，任局副總工）調入，先在武漢長江大橋組成部分——漢水鐵路橋，復于1954年調局機關，因編制武漢長江大橋基本建設計劃，不時要找劉老，結下了“師生之誼”。他主持的武漢長江大橋施工組織設計和江漢橋結構設計，是編制計劃和進行施工所必須的圖紙、資料及數據的源頭。當時，我是一個年輕技術員，他長我20歲，沒有一點大工程師架子，每登門求教時，他總是離位站起迎接，和藹可親，解除了我的緊張情緒。那時，他離開養育、讀書和工作的上海，還不到一年，一口濃重滬腔普通話，說得很吃力，怕別人聽不懂，就輕悠悠慢吞吞細語。當得知同辦公樓同鄉的上海姑娘張玉珍是我的女友——終生老伴，他就直接用上海話與我這個武漢伢交談，輕快舒暢，兄長似的親切。他不僅提供有關結構設計及施工組織設計資料，還進行講解指點，內容豐富，條理清晰，使我茅塞頓開，據以編制計劃草案。因是報鐵道部的重要文件，首先要貫徹國家五年計劃的目標和任務，再是下達基層施工單位實施。為慎重起見，我將擬就的計劃草案，先送請他審稿，再逐級呈報有關領導傳閱審定。我倆不是一個部門，是平行單位，他完全可以不管計劃書的編制質量，但他不分份內份外，卻認真審核數據和文字，哪怕是標點符號，都一一糾正。這嚴謹細致的工作風范潛移默化地教誨我一生。

正當1954年長江特大洪水來臨，防洪任務十分繁重緊迫，為了不影響武漢長江大橋和江漢橋的設計工作，并照顧新到任的蘇聯專家不習慣武漢盛夏的炎熱氣候，將主要設計工作移到避暑勝地廬山頂上完成。劉老為配合江漢橋現場施工，堅持暫留下。酷暑何所懼，汗流化春雨，終日伏書案，埋頭深思算，這是當時對劉老的真實寫照。為趕回洪汛耽誤的工期，加快施工進度，蘇聯專家建議江漢橋07號橋臺的樁長入土深度減少4米，從靜載試驗資料來看，提高樁底標高，仍可滿足基底應力要求。而劉老不顧當時不執行蘇聯專家建議即“反蘇”的政治風險，認為該橋臺地基較軟，土壤及橋臺受力復雜，主張維持原設計樁長不變。但有人還是怕戴“反蘇”帽子，仍照建議執行了。待該橋臺竣工，隨后發現混凝土裂紋，人心惶恐，怕追查破壞國家建設罪名！那時一臺電焊機燒壞了，公安局是先抓人再查實，何況橋臺出現裂紋！局黨委杜景云書記得知此事，未追究責任，大家才舒了口氣。劉老既不自恃有遠見，也不責怪他人，心平氣和，冷靜分析，科學總結，商討補救措施，同意采用灌注水泥漿加固地基，并設永久標志，長期觀測監控，預防和控制裂紋的發展。

武漢長江大橋1957年10月15日通車日后，轉戰鄭州黃河大橋、重慶白沙沱長江大橋、南昌贛江大橋，迎來1958年元月“三門干部”下放勞動鍛煉。所謂“三門干部”，即出家門進學校門，出學校門進機關門。我是典型“三門干部”、1955年“反胡風”受牽連、1957年“反右”未沾身，仍自覺地報名申請下放，批準下放到武昌縣土地堂——國營武昌縣園藝場勞動鍛煉，領隊是郭子春（局長辦公室主任）和李炳（局黨委宣傳部部長）。在大橋局辦公樓前舉行歡送儀式時，劉老一眼認出胸戴大紅花的我，便走出歡送人群，滿臉笑容來到我面前，眼眶卻含有淚花，緊握我的手，喃喃地說：“勞動光榮，好好鍛煉。”“謝謝，我會煉出紅心，勞動思想雙豐收！”汽車開動了，塵土飛揚了，劉老戀戀不舍地頻頻揮手。我的眼眶也濕潤了，腦海里映浮著朱自清《背影》之愛。

剛好勞動一年，即1959年元月，經思想鑒定，勞動過關，準予我“畢業”。另有人“思想鑒定”評為丙等者，則“留級”繼續鍛煉。我被分配到新成立的五橋處，調廣州珠江大橋工地，即處機關所在地報到。劉老任總工程師，異地重逢，無比激動高興。他右手握著我帶繭的手，左手撫摸我背后頸椎被扁擔擠壓得隆起的大疙瘩，驚訝一笑：“勞動大學畢業了！”安排我到施工科工作，叮囑多接觸施工實際，多積累施工經驗，這下可直接聆聽他的教導了。

廣州珠江大橋分東、西兩座橋，劉老正在研究其鋼梁架設方案，考慮珠江潮汐和航道繁忙的特點，擯棄堵塞航道的水上膺架施工方案，采用鋼梁浮運架設，利用潮水漲落，進行鋼梁浮運、落梁、定位，節約了大量鋼材和電力——當時國內緊缺的物資啊。為培養年輕技術干部，他指定1955年同濟大學畢業的陳由一——我們親呢地喊“阿由”，具體設計畫圖，我和陳開御（時任技術員，后任局副總工）分搞施工檢查。劉老從方案制定，設計審核，到施工檢查，事事躬親。他親自用鉛筆畫方案圖，拉計算尺檢算主要數據。施工時，我和阿由陪同他戴著柳藤安全帽下到空氣渾濁沉悶、光線暗淡的鐵駁底艙，逐項每個部位檢查：結構有無變形，螺栓有無松動，焊縫是否飽滿和有無裂紋，他用小鐵錘一一敲敲打打，像醫生檢查身體。等他爬上艙面，已成滿面汗珠的灰面人。我們把檢查記錄呈他審閱后，請羅其斌主管工程師（后任二橋處總工，局高級技術顧問）整改。實施這一方案，安全、優質、低耗地完成了東西兩橋架梁任務。

劉老不僅抓設計施工，還親自抓預算編制，并親自上北京參加“廣州珠江大橋設計預算鑒定會”。阿由與我分別準備設計和預算的計算資料，設計和預算是互為因果、相輔相成的關系，二者必須密切配合。雖是計劃經濟時代，但鐵道部設計預算鑒定委員會系按國家政策、技術規范和經濟指標核定建設規模和標準，以及工程造價，而被鑒定的設計或施工單位需結合設計、施工實際的復雜和難易，略留調整空間和盈利，以利調動基層職工積極性。我根據劉老指示：“實事求是，科學分析，有理有據，數據真實，不漏項目”的原則進行計算，劉老審改后，全由他一人出席會議答辯，不帶助手。他說，作為一個合格的工程師，首先對設計、施工、預算要全面掌握，才能貫徹“多快好省”的總路線；再根據工作需要、個人特點及愛好，則有側重點，或深研某一專業。劉老就是這樣的鐵路橋梁工程少有的全才。

1959年下半年，廣州珠江大橋工地開展交心學習會，每人都要在以科室為小組里檢查過關，甚至在處機關大組上檢查。劉老編入我們施工科小組，這個小組的重點檢查者是易祿星，他是老大學生、40多歲的老一級技術員，同代人早已是工程師了，我們親切地喊他“老易工”。喊“老易工”既有他長我們十多歲之“老”，又有習慣簡稱“老易”之意，更何況工地上對技術員統喊“某工”，這就不傷“感情”了。他平時講話直率，“不為五斗米折腰”的清高，對時評有不同想法，這次因涉嫌社會關系，列為重點審查對象，并在處機關大組里批斗交待。劉老在會上一面介紹易在檢查工程質量認真負責的實例，闡明其所表現的“天下興亡，匹夫有責”感；一面建議不能搞“逼、供、訊”。這個意見是要很大的勇氣和承擔很大風險的。后經組織上采納，因查無實據，易的問題就無下文了。輪到劉老檢查時，因他是大知識分子，又是技術權威和領導，彭敏局長和杜景云局黨委書記打招呼保護，只在小范圍內交待，即在施工科小組內僅挑選幾個人參加，我被“榮幸”是其中一員。小組主持者本人有臺灣軍政關系，為表白他自己立場堅定，劃清階級界限，很激進地要劉老交待：一是1944年至1946年在美國密爾沃基鐵路公司進修的背景和社會關系；二是資產階級生活方式，不和工人在生活上打成一片。“揭發”劉老不到大澡堂洗澡，工人能洗，為什么當總工的不愿意進去？！卻在自己的辦公室兼宿舍里用臉盆擦洗。其實工地的生活條件非常簡陋艱苦，生產生活房屋都是蘆席竹棚，建在沙灘地上，連睡覺的床都一律是上下雙層，用竹片鋪搭的。江風透墻，灰沙滿床，劉老笑對，以苦為樂；受家教熏陶，為積德修橋，不計誤解和得失，仍一一作了檢查交待，因他是無黨派人士，網開一面，也就不了了之。

1960年五橋處轉移長沙，修建猴子石湘江大橋，劉老領導修了3個深水橋墩，因壓縮基建下馬。劉老調回局機關，任局副總工程師、代理局總工程師，主持成昆線上多座大橋、南京長江大橋、九江長江大橋的設計，我也奔赴成昆線、湘黔線、九江、蕪湖、南京大勝關等大橋的施工。在以后散多聚少的歲月里，聆聽他的教誨也少了。

驚悉劉老于2011年2月25日乘鶴西去，享年98歲，不勝悲痛。他為實現“修橋鋪路是人間至高無上的好事”（見2005年第6期《武漢文史資料》劉曾達：“我參加了武漢長江大橋的建設”）的理念奮斗一生，鞠躬盡瘁。他一生正直，寬厚寬容，平易近人，平等待人，善心待人，是一個講人格、講人性和人情的人。為我國橋梁事業所作的貢獻，永遠記在我們心中！他的音容笑貌常浮現在我面前，我深深地懷念著他。